需要明确的是，对投资项目基本属性的认识，带来了评价理念和方法的不断发展。从单纯的技术经济论证到全面、综合的评价理念，标志着我们对投资项目基本属性的认识在不断加深。在**初期，我国面临的是技术落后和资金短缺的严重制约，以技术经济论证为基本理念，以技术评价、经济评价成为分析评价投资项目可行性的核心内容，技术的可行性、适用性、经济性以及财务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成为判断项目可行性的核心指标。然而，随着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以技术经济论证为核心的投资项目评价体系，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客观实际的需要。随着对投资项目基本属性及其客观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入，我们应当意识到，过去有效的理论方法，如果不根据客观实际进行调整、优化和发展，是不能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我们面临的是以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人的主体行为和意识充满不确定性为特征的、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再单纯地坚持技术经济论证的惯性思维，希望以定量指标来对人的行为和意识进行精确度量，是不现实的。比较国外的经验，社会评价方法，就是在成熟的技术经济论证方法无法解决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背景下，通过引入社会学、人类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后逐步形成和发展，并产生明显效果的。我国现行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其基本出发点、评价对象、评价内容，与社会评价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在理论和方法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还需要补充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内容，借助其他学科的知识，弥补因技术经济论证惯性导致的不足。
社会评价方法，坚持以定性的方法，遵循严密的因果逻辑关系，借助社会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对人的行为和意识的观察、描述和预测，来分析人们在受到投资项目影响后做出的反应，并据此对项目面临的社会风险进行判断，分析项目的社会可行性。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完全应当采用社会评价的相关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要方法，并设置相应的指标。
编制大纲中之所以没有设置明确的定量指标，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不能忽视，即我国普遍存在的地区差异性，带来了对分析方法和相关指标的复杂要求。同样的风险因素，在不同的地区并不会导致同样的风险，因为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地区性的历史传统存在差异、各地的社会环境对同一个风险因素的容纳和承受程度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也无法采用全国统一的指标来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度量，而是在编制大纲中反复强调了依据各地方人民**确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判标准来确定风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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