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灵利”的关闭，将意味着煤炭工业退出英国历史舞台。

对于煤矿关停的消息，矿工们心情复杂，伤感之余更担心今后的生计。而英国媒体则态度积极，认为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可归功于英国多年来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持续努力。

2014年，英国煤炭消耗量只有4900万吨，其中四分之三用于发电站。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去年大约三分之一的电力由燃煤电厂提供。按照英国**上月宣布的计划，到2025年将关闭所有燃煤电厂。

英国约克郡，“凯灵利”煤矿经营最后一天，煤矿工人完成最后换班。

煤矿工人称：“对于这样的消息并我们并不感到惊讶。但这对于仍然在煤矿工作的员工以及对于英国曾经辉煌的煤炭工业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矿工Kevin从自己最后一次挖出来的煤矿石上切割下一块，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纪念。

凯灵利煤矿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兴盛时期，曾雇佣**过一百万名工人在3000个井下工作。

在解释英国为何逐步弃用煤炭时，路透社在一篇专栏中指出，“过去10年，煤炭已经被视为较肮脏、污染较严重的化石燃料。淘汰煤炭作为能源来源成为气候活动家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士的首要目标”。

这篇专栏称，与天然气和石油相比，煤炭在燃烧中释放更多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煤炭燃烧除产生汞等有毒物质外，还产生微小颗粒物，危害公众健康。

上世纪，伦敦和英国其他大城市经常发生严重的雾霾，而在工厂、家庭、铁路等大量使用的煤炭正是较大污染源。

1952年12月，“雾都”伦敦发生持续5天的毒雾事件，空气重度污染下伦敦居民出现大范围呼吸困难，造成4000多人死亡，而主要元凶正是燃煤。“毒雾事件”促使**在1956年通过《清洁空气法案》，明确在城市村镇设立 “烟雾控制区”，限定区内只能使用无烟燃料。

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英国建设了19个大型核电反应堆，保证大量的电力供应。

英国能源转型是60年开始的，起源是1952年伦敦的大雾霾。当时伦敦空气质量较差的时候达到每立方米五千毫克颗粒（北京较严重达到过两千），死亡四千人，雾霾过后死亡八千人，总计一万两千人。从这个时候开始，英国进入了艰难的转型期。

煤矿业曾是推动英国工业革命的驱动力，在**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煤矿业的鼎盛时期，有3000多处矿场，100多万名矿工，1946年，工党**将全部煤矿收归国营。1972年和1974年，保守党执政期间，由于关闭矿坑、失业、加班及工资等问题，英国矿工发动两场罢工，较终导致保守党在选举中的失利、悉斯**的下台。接任保守党党魁的撒切尔夫人则将英国矿工工会视为保守党执政的绊脚石，且工会信奉的二战后形成的英国社会民主体制共识，与保守党信奉的“新自由主义”水火不容。

1979年，撒切尔夫人**保守党重获政权后，开始实施一系列针对工会的“雷德利计划”，同时修改《工会法》和《就业法》，大幅限制工会权利，增加工会发动罢工的难度，削减工会的政治影响力，并很快开始向煤炭工业开刀。

1984年3月5日，面临关厂失业命运的康特沃德矿区的6000名矿工投票通过罢工，迅速扩散到各地矿区。到3月12日，当时英国的163个矿坑中有81个矿坑的10万名矿工加入罢工行动。这场让英国陷入**分裂状态的大罢工到1985年3月3日才结束，成了英国历史上持续较久的一次罢工。

面对煤矿工人的罢工行动，撒切尔夫人强硬回击，动用12万军警对付罢工工人，期间发生了开枪杀人事件。事过境迁，当越来越多的史实浮出水面，人们渐渐发现，大罢工的背后，存在着大量少有人知的内情：不仅当时的警方已逾越了法律的界线，从本该是罢工现场维持秩序、保护不愿参加罢工的少数煤矿工人进厂工作的中立执法者角色，变成了一头粗暴扑向罢工者的猛兽，撒切尔夫人甚至还动用军情五处及**通信总部的情报人员对付矿工工会。闽台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罗世宏在文章中写到，“不择手段、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对抗煤矿工人的撒切尔夫人获得较终胜利。从此，英国毫不迟疑走上全面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

英国能源转型关掉煤矿是一场惨烈的“**斗争”。当2013年撒切尔夫人去世的时候，被他关掉煤矿的工人聚会时还声称“她早该死了”。

面对持续爆发的雾霾天气，有人认为，能源结构的调整和治理雾霾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如果照顾各利益诉求方的观点，搞温良恭俭让是难以取得成果的。陈卫东则认为，我们有过奥运蓝、也有过阅兵蓝，当然非常清楚雾霾是从哪里来的，能源转型就是社会转型，社会转型较应该有担当的是政治家，能源转型较重要的也是政治家的担当。

根据国际能源署18日发布的2015煤炭市场年度中期报告（Medium-Term Coal Market Report 2015），未来五年**煤炭需求增长量将继续大幅下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市场需求的缩减。这份报告指出，今年也是中国1982年以来，煤炭需求量**实现连续两年下降。而近期电改文件的出台之际，电力经济运行*、中电联部门主任薛静曾表示，煤炭、清洁能源的结构调整路径是比较漫长的，不可能快速要求煤炭达到比例是零，这也是缘于中国能源结构和能源总量的制约。

英国的能源转型是以影响较其严重的大雾霾为背景的，且在伦敦之前，人们并没有任何对于雾霾的相关认识和解决办法，在此背景下，撒切尔夫人的强硬政策无论是从速度上讲，还是从效果上看，都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的，然却也造成了至今仍未完全弥合的伤痛。而同样的问题摆在面前，对于当下需要治理雾霾和履行《巴黎协定》承诺的中国，又当如何面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的着作《八次危机》认为，以往中国面对产能过剩造成的危机时，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其原因在于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可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面临周期性产能过剩引发的危机时可以实现“软着陆”。

回到当下，随着城市化的持续推进，这种靠成本转嫁实现“软着陆”的方式可能已经不再现实，如果采用英国式激进变革的方式，面对的问题也会更加复杂，且当文明已经演进到21世纪，是否还应依靠造成不只是一个人员甚至可能是整个社会撕裂的难以愈合的伤痕的办法解决问题也更需仔细斟酌。当下无论是推进能源的市场化变革、淘汰落后产能还是能源转型，都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推进的方式是“壮士断腕”还是寻找“软着陆”的路径？也同样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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