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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上医治未病,再等五年十年就晚了

在许多经历过2003年那场灾厄的人心目中,钟南山是一个*解说的名字。“非典”病魔席卷中国的恐慌中,他至少有三次发声,成为抗击“非典”战役的三个标志性转折点:

广州“非典”疫情危重的春节前,他代表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提出“把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院送”,形成抗击“非典”的核心高地和事实上的临时指挥所;

2月18日,他在北京官方几近定论的“衣原体病因说”上投了反对票,后被证明是正确和果断的选择,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大面积误诊;

4月,在面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记者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明确表示“疫情并未得到控制”,启动了真实疫情通报和国际协作的开端。

2003年2月,也是钟南山团队率先提出一套对“非典”行之有效的疗法,通过《广东省医院收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发往全国,指导了许多一筹莫展、焦头烂额的基层医务工作者。

传记作者给他的封号是“勇敢战士”,但钟南山自己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医生。在非常时期客串过斗士、发言人甚至精神**后,他回归日常,兢兢业业地完成他作为医生、教授和行政**的工作。

3月28日,记者在广州采访到了*医学会会长、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

“我没太意识到这样讲话的后果”

记者:这十年来,您的生活和工作有没有因为“非典”发生大的变化?

钟南山:还是有比较大的变化。我是搞胸肺科的,“非典”正好是呼吸系统疾病,有意无意就成了防治里面一个比较瞩目的焦点了。当然后是做得好,做得不好,大家都会看到。我想,咱们从“非典”的整个过程就能感觉到,讲话都要比较注意,因为它会造成一些影响,或许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所以我自己在讲话的时候,尽量做到讲话有证据,这是比较大的影响。

记者:您个人的工作内容有没有发生改变?

钟南山:十年前,正好“非典”**个月,我本来已经不当广州医学院的院长了,行政工作空了一些,后来因为“非典”又多了很多社会工作。其中特别主要的就是2005年到2010年,我当了*医学会的会长,经常到北京出差。这个工作占了自己不少时间,但假如能够为广大的医务人员做点事,还是很值得。

这是在社会活动上面。业务上也有比较大的影响,为什么?以前我是从来不搞突发性传染病的,但是国家碰上这样的事,而且十年来禽流感、猪流感,一直到近的新型冠状病毒及H7N9型禽流感,对人群来说首当其冲的都是呼吸系统。我们的工作、研究都要结合公众的需要、国家的需要,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大的力量。研究所有一个很大的组,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包括病原学监测、对重病人的救治,都做了一些工作。

记者:“非典”的早期情况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公开,但当时您在急迫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讲了真话。现在十年过去,大家想知道,当时有没有一些话是您没有讲,或者一些信息是当时没有披露的?

钟南山:大多数都还是有讲的。我记得次去北京参加记者招待会,上头曾经给我交代了一下,就是说要按照当时定下的调子来讲话。那次招待会,我比较多地强调北京不同医院出现了一些病人,我解释说,有些医生不是搞这行的,不太了解,以及有些地方有转院病人,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事情并不是很严重。

第二天立刻又有一个发布会,还是有很多记者对一些问题不太满意。有一个记者直接问我,你觉得现在“非典”是不是已经控制了?我当时没怎么思考就说,没有控制,**多就是被遏制了。当时说实在的,病源也不知道,病情危害也了解得不够清楚,怎么治也没有把握,而且还在不断地传染,怎么能说它受到控制呢?我不大理解,也没有太意识到这样讲话的后果,结果境内境外都发表了。我当时只是从学术的层面来考虑。

记者:在“非典”这种危机面前,到底怎么对待信息公开的问题,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您怎么看?

钟南山:信息公开,需要辩证地看。从基本来说是应该公开的,但要看什么事情。比如突然出了一个核事故,当然是要公开,就像日本那样,但是**应该首先要知道怎么对待,心中有数以后再公开。要是**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一下就公开的话,也会引起恐慌。

但大多数的情况下,向公众报告事情原委是对的。比如灰霾,一般来说,你越是向公众坦诚、透明地报告现状,而且有自己的想法,该怎么做,我想你就会和公众心连得越近,就能共同来对待这个事情。

你说为什么“非典”一开始就有隐瞒,一个是不想让大家知道,怕引起社会混乱,这是多的考虑,*二是对这个东西不认识。包括我接触中国香港的一些官员,真的没想到这个事会造成这么大的后果,因为谁都不知道它会这么传染,而且传染以后在国际上造成了10%的死亡率,都是青壮年。对疾病,对它发展的未来不认识,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我们国家在“非典”以前,常常就习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疫情,把它盖起来大事变小,小事化了,包括艾滋病、毛蚶造成的肝炎等等。一旦老百姓知道了真相,就会拉大对**信任的距离。

所以通过这件事,我觉得从*到地方,都非常注意信息公开。以后出现的事情都比较注意,比较及时地向大家报告。

记者:您怎样看待当时媒体的作用?

钟南山:媒体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吸引眼球的背后,有时候是真的新闻,有时候是把新闻放大虚假化,两个都有。

我觉得“非典”一开始,确实媒体也不太了解情况,另外也是有一部分放大的。2003年开始单纯是官方的媒体在报,后来透明度各方面能促进得这么快,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手机了,虽然媒体没讲,但是民间短信传播很多,大家都知道疾病的传播,以及它的严重情况。这个我觉得起了很大作用,这也算媒体吧?

媒体在这个突发性事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些部门和地方,不想让媒体知道,但媒体非常想知道,包括中国香港媒体,当时都很怕见他们。但是我有过几次很坦诚很坦诚地跟媒体讲我的想法,讲事实是怎么样的,而且希望他们能够很好地报道。

有一次给我的教育很大,那次是在中国香港,给一些媒体谈关于“非典”的问题,他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很坦诚地讲大陆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是怎么对待,怎么做。第二天看到媒体报道,绝大多数非常好,那次给我的思想转变很大。当时我的感受就是,对媒体大多数人,你只要非常坦诚地向他们讲情况,不带偏见,而且不带情绪的话,他们也能够很客观地反映情况。从那以后,我觉得我还是和大多数媒体做了朋友,当然不是所有的。

我觉得,大多数记者能够很客观地把你的问题反映出来,但是你不要隐瞒。

“上医治未病,再等五年十年就晚了”

记者:这些年,您在控烟、地沟油、青少年锻炼、假药广告、雾霾天气等许多公众议题上频频发声,尽管它们并不都在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钟南山:你举的五个例子,全部是和健康有关系的。作为一个医生,我觉得,对此发言还是义不容辞的。特别是现在某些方面都已经影响到公众的健康了,这个不是一般的影响,而是说不定以后会严重影响,你吃了真的有毒的东西,你整天呼吸六级污染的空气,那是严重的影响。假药更不用说了,我们当医生的,救死扶伤,健康的基本都影响到了,为什么不出声呢?必须要出声。

记者:一般您是媒体问到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您就说说自己的观点,还是主动地、认为自己有义务推进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认识呢?

钟南山:看什么情况。有一次谈到甲流病人的病死率,那是媒体问起我,因为我很多学生在全国各地的ICU,我心里有数,问起我我就回答。很多事媒体问起我,我提提自己的看法,不管对不对,是我心里的话。

但是有一些,我是非常希望通过媒体能够让公众注意。包括乡村医生的待遇,包括灰霾天,尽管确实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报道它们是正确的。等到5-10年后,真的由于严重空气污染引发大量**的时候,就晚了。对假药,我一点不客气。我非常希望通过媒体的力量,能够使公众更加重视,使**有关部门更加重视。媒体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举个例子,像去年,我们讨论灰霾天,我们为什么不公布数据?当时知道,这个技术并不难,什么时候公布,据我了解本来是要到2016年。后来我们通过媒体反映,让大家知道**标就**标,我们共同怎么努力把它改进,从企业的角度,从**的角度,从个人的角度,这都有很大好处。

我特别记得,通过媒体,广东去年率先公布监测的结果,后来全国都公布了。这个就是媒体的作用。

记者:“非典”以来的十年,您一直坚持临床接诊。就您的观察,呼吸类疾病在这十年中有什么趋势上的变化吗?

钟南山:哮喘的发病及发作明显增加,而且增加得非常快。什么原因?除了过敏原的因素外,就是和抽烟,和空气污染有关系。我搞呼吸系统的,这是直观感觉。

记者:您刚才也谈到了灰霾天气的影响,有没有比较确凿的统计资料可以证明它与肺癌发病率的关联?

钟南山:没有。现在我还在搜集国内资料,从一九八几年开始就有很多人注意这个问题了。较端的例子,像在云南宣威一带,肺癌患病率可以达到十万分之一百以上(2005年),不得了,很高很高。到2010年,北京是十万分之七十六,这是男性,女性十万分之四十八,已经很高了。局部资料也越来越多了,包括孩子的咽炎,结膜炎,气管炎等。

假如这么严重的灰霾天,再过五年、过十年会怎么样,真的不敢说。但等那个时候到什么情况我们才来搞,晚了。像1970年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还有日本,灰霾变成光化毒气,在伦敦那次是1950年,四天死了5000多人,引起恐慌了,是不是中国也需要到出现这样的事才引起重视呢?不行的。对这种涉及到公共卫生的事件,是预防为主,早早发现。就像2009年的甲流,我们中国做得很漂亮。外堵输入,内防扩散,很快控制这些传染源,做得漂亮的是疫苗,从2009年5月份发现,马上做基因检测,知道了它的全基因,就开始做疫苗,到9月份,就已经上市用了,到了2010年初,接近一亿人接受了**。整个做得非常漂亮。后来甲流整个就下去了。

灰霾我同样认为是这样,有人认为我对它的严重性夸大其词,这个我是从国外观察了二十几年的资料得出来的。每增加10个微克的PM2.5每立方米,心脏病增加3%,慢阻肺住院率增加3.1%,平均各种原因的病死率以25微克为界,每增加10个微克病死率增加1%,这些都有很详细的数据。美国用26年观察了1100个肺癌病人的整个发展过程,发现PM2.5每增加10个微克,病死率增加15%到27%,都是非常严谨的观察。

国外有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印证,我们不可能等国内的,过若干年印证完了再来预防,那太晚了。一个聪明的**者,高水平的医生,就是防患于未然,上医治未病,自古就知道。所以,要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说危害有多大,这是个下策。

“人家用三十年,我们可以用十年”

记者:您说过十年可以做好灰霾的治理,我们也就此采访过一些*,对这一点没有那么乐观。

钟南山:英国1956年立法,空气洁净法。我去英国是1979-1980年,伦敦空气已经很好了,花了不到三十年。但我觉得中国要是想干好一件事,**、企业、老百姓上下一块动员,会快的。所以,我不觉得这也是一个漫长过程。所以我,当时曾经提了一下,人家用三十年,我们可以用十年。

我也有一些例子,说实在的,广州2003、2004年是差的,不比北京好,那时每年灰霾天是134-141天左右,三分之一以上是灰霾天。但是**部门认认真真地处理了,准备2010年的亚运会,真的做了很多,对一些污染的厂坚决搬走,对可能产生污染的脱硝脱硫非常彻底,不达标的汽车坚决取缔,做了很多釜底抽薪的措施。做了这一系列以后,2010年比较好,到现在据我的印象,一年的灰霾天也就是70多天,到2011-2012年,还是在60-70天,维持得不错。不像在北京,一过了奥运会马上就不行了。北京的气象及环境问题更复杂,不像广州那么简单。解决北京问题,整个河北周围有很多的排污工厂需要整治,要在一个大区域解决才行。广州这个例子现在看起来是有效的,并没有用太长时间,五年多就见效了。所以,我这个十年预测不是随便说的。

记者:近我们都在谈论“中国梦”这个词。您也有自己的中国梦吗?

钟南山:我现在都这个年龄了……我也有梦,当然是比较局部的,对自己来说,对我们单位来说的梦。我们这个研究所,现在呼吸疾病某些方面已经走到国际*了,我们需要更高一些,还有就是让我们呼研所的400多号人生活得更好。

现在我正在努力,希望建立一个亚洲的呼吸中心,建成以后,我们想把产学研合在一起。这一直是我的梦,希望我们能够既搞**、预防,也搞研究,搞产出,这样的话,能够把我们的工作条件变得更好,使得广大的公众和病人都能够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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